“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年这句话一出,顿时共鸣者如众。如今,全国游、出国游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旅游平台们也纷纷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不乏携程、飞猪这类新秀,也不缺美团等后起之秀。

“对错好坏事后再反思,现在要全力应对疫情”

冯子健:其实一直在作为。现在不是把精力转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全力应对当下的疫情。至于其中的对错、好坏,可能要到事后再做反思、检讨,现在不要分散过多的精力。

冯子健:其实“人传人”的推论,我们比较早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但这个过程需要调查核实,包括详细询问、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

新京报:现在看起来,当初做出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的判断是不是有些保守?

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没有诊断试剂,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病,所以下结论就比较谨慎。当有了检测试剂之后,早期迹象也表明,刚开始用时,试剂对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标本阳性检出率比较低,我们不敢轻易排除掉。受这种早期的限制,我们下结论就非常谨慎。

新京报:春节假期结束会不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压力?

但近日途牛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又揭露了一个事实:今年途牛又要亏了。

更让人诧异的是,途牛的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严海锋,首席财务官杨嘉宏也纷纷宣布离职,离开途牛这个曾经奋斗了数年的老东家。

冯子健: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数据上报的层级很多,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从区一级承担疫情调查任务的部门开始,数据上报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我没有详细了解。

今年10月,有多个途牛用户投诉途牛旅游分期贷款产品“首付出发”。据悉,当用户修改行程,取消订单时,不仅要扣高额的违约金(全部旅游团费的60%-80%),还要一次性支付分期贷款全部的12期或18期手续费!

另外,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方法在1月11日之后才逐渐使用。在这之前,无法对病例分类,因为这个季节流感、腺病毒感染也很多。

新京报: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不是可以将传染病信息2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吗?

为何在移动互联网红利下,全民旅游的风气下,途牛的表现依旧如此糟糕呢?

亏损的阴影一直笼罩在途牛的发展过程中。

与同行相比,途牛的捉襟见肘的境地已是一览无遗。

新京报: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重点是什么?

新京报:论文中提到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出现“密切接触者间的人际传播”,这个推论是什么时候作出的?

冯子健: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公布疫情数据有相应的规则,比如传染病法,各个机构都按照各自职能来进行。

但是跟团游的发展要依仗地接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运营,所带来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比较高,发展比较吃力,整体毛利并不高。

2017年途牛总部开始大裁员,一口气辞退400余人,有个别部门甚至整体都被裁撤,员工对此毫不知情。半年后,新一轮的降薪、降提成又再次到来,很多员工甚至罢工以示抗议。

“结论是保守的,当然也是谨慎的”

途牛,作为曾经的OTA中佼佼者,2014年成为第四家在美上市的OTA平台,上市数年,非但没能摆脱增长缓慢,业务结构单一的评价,反而陷入了连年亏损的窘境。

冯子健:网络直报的启用没有那么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在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面对常年亏损的现状,途牛早早就开始削减开支、开始裁员。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确认暴露来源,而是要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疾病,还是其他疾病在这个季节、在某个医院突然出现的聚集性升高。在最开始的几天,这是最首要的任务。我们要尽量找到“一致”,比如有共同暴露、临床特征比较一致。

作为曾经的OTA中佼佼者,途牛也曾是资本的宠儿。

我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其中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只有1个没有,所以当时作出患者“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的推测是占上风的。

如果一开始不把暴露史作为优先标准,就会造成很多misclassification,也就是流行病学中说的“错分”。

新京报:有专家预测,正月十五疫情会出现拐点。你怎么判断?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用户口碑的好坏对一家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失去用户的信任,企业接下来的路只能越来越难走。

出门旅行,大家都是抱着开心、轻松的想法为目的,但要是因为平台方的错漏,而让出行的快乐心情大打折扣,只会逼用户用脚投票,选择价格更优惠、服务质量和口碑更好的平台。

冯子健:1月23日拿到数据,看到有一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作出的这个推论。

从2015年开始,途牛就开始布局自己的线下门店,截止2019年3月,途牛的线下门店数量达到了530家直营店。但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模式不同,直营店所需要的运营成本更高,扩张速度更慢。

但是,我们从最早开始,就把它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

相比较之下,不论是在机票、酒店、火车票、度假产品、目的地门票预定等业务上,途牛都没有与巨头抗衡的能力。

中国疾控中心到底何时发现病毒有“人传人”迹象?冯子健回应说,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作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

因此,规范在线旅游市场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消费者正在期待一个“海底捞”式的在线旅游平台,让旅行能够真的实现“说走就走”!

不过,途牛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逆势而为呢?答案谁也说不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线上流量红利的消失,在线旅游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面对这个难题,途牛选择了扩张线下门店、加大广告营销的方法来吸引用户。

冯子健:现在不做这种预期,其实谁都难以做出这种判断。我们就是冷静、认真地观察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冯子健:大概1月19日、20日,钟南山院士到前线后,当地、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他,他20号晚上回到北京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披露有医务人员感染,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是这样的过程。

但是对于一直都在亏损的途牛来说,大环境的变差影响更严重。当大环境好时,途牛还能在风口上获利,一旦风口过去,亏损只能越来越大。

冯子健:是保守的,当然也是谨慎的,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地观察。

烧钱之旅走到今天,有人甚至称并购或许是途牛的最佳出路。

新京报:武汉协和医院首批感染的一名医生1月16日已经入院治疗。1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没有接到医务人员疑似感染的消息吗?

当然,这也与途牛本身的发展有关。据统计,从2013年至2019年近7年的时间内,途牛已经累计亏损57.31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累计亏损57.07亿元人民币。

据悉,跟团游业务基本占据了途牛整体营收80%以上,也就说途牛唯一拿的出手的业务就是跟团游。

新京报:还有人质疑,中疾控专家在12月31日到达武汉之后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作为。

亏损已经成途牛“家常便饭”

大幅裁员、高管出走,如今的途牛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连用户口碑也每况愈下。

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它不会一开始就把全貌展露出来。公布信息总是要谨慎的,所以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这都和病例诊断、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医务人员感染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从途牛的财报中可以得出答案。在2019年Q3财报中,途牛打包旅游产品收入为7.471亿元人民币(合1.045美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18.1%。而这一增长主要来源于跟团游收入的增长。

据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收到的投诉“途牛”平台显示,大部分用户都在吐槽途牛的“退款难”、“成功下单但无法入住”、售后困难等问题。

途牛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据2019年途牛Q3财报显示,第三季度途牛销售与市场营销费用花了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5%。据悉,费用上升主要是由于门市扩张相关费用的增加。

其次,在线旅游竞争激烈。巨头携程占领市场份额40%以上,占据极大优势;而同程艺龙合并后,业绩也蒸蒸日上,实力不容小觑;而美团与飞猪凭借在酒店预定和机票预定上的优势也瓜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当我们确认这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疾病之后,还需要扩展检测,搜索是不是还有肺炎特征比较相似但可能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即最开始判断的暴露因素之外的病例,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

途牛从成立至今,获得了约10轮、总计近19亿美元的融资,投资方有京东商城、携程、弘毅投资、红杉资本、DCM资本、淡马锡等资本机构。

冯子健:重点在于落实现在的防控措施。防控整体目标是阻断传播途径,阻断人与人之间传播。可能最先达成这个目标的是湖北及武汉以外的地区,这些地区疫情传播还处于非常早期,在这个阶段把疫情传播压制住,然后腾出更大的力量解决湖北和武汉这些重点地区的传播问题,防控压力就会小得多。

中国疾控中心发表论文主要是给国际同行参考,这也是必要的,外国的公共卫生界、科学界、医学界的同行都希望了解信息,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数据和研究结果,能够提升数据的公信力和信任度。这也是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职责。

在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时,面对财报业绩的不佳,途牛将原因归因为外部大环境的不好,导致旅游收入预期下降。确实,受种种因素影响,2019年旅游市场整体环境都不好,各大OTA都在面临这一困境。

新京报:什么时候意识到病毒可能“人传人”?

有途牛用户甚至定好了酒店,却被酒店放了鸽子——该酒店已经关门两个月。而当用户联系途牛时,又得不到一个稳妥的解决方式,一行人只好在异乡的大街上流浪了一夜!

但不得不说的是,即使在线旅游发展越发红火,在线旅游的乱象也依然存在。诱导消费、变相扣费、维权难已经成了在线旅游的三大坎。

但自2016年拿下海航旅游投资的5亿美元后,这几年来,途牛还没传出过有融资的消息。

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途牛亏损额达到了1260万元,虽然这个数字与今年第一季度亏损1.5亿元,第二季度亏损1.67亿元的成绩相比,算是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与去年同期盈利2800万元的表现相比,途牛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了。

相比较之下,携程的线下门店扩展速度更快。通过加盟的形式,携程迅速招揽了一批盟友,全国线下门店数量达到1700家,今年计划还将新开1300家店。

再加上互联网的传播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负面的评论甚至会被放大数倍,对品牌形象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马太效应下,粗放型在线旅游平台将会被挤出,巨头越发势大,而中小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中小企业只能选择转型,寻找新的出路,否则将面临合并、关张的局面。

自从2014年,途牛在美上市后,就一直表现不佳,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途牛分别亏损14.6亿元、24.2亿元和7.7亿元,直到2018年才实现首次盈利。

而在抢夺线上旅游这块大蛋糕时,有后起之秀奋力直追,也有领头羊败下阵来。

新京报:有网友质疑中国疾控中心隐瞒数据,对这种质疑怎么看?

冯子健:那当然会了,所以这需要各个部门、每个人都要理解,现在处在非常关键的阶段,大家在共同努力,要积极配合,现在采取的措施可能对大家工作生活产生影响,希望公众能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大家一起携手共同应对,共同抗击疫情。